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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行,都是我师 ——散文大师王鼎钧谈人生、文学、宗教、成功之道、为人之道
来源: 李依凌國際中文網 作者:本站 发表日期: 2009-4-21 16:18:00 阅读次数: 65574 查看权限: 普通文章

三人行,都是我师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——散文大师王鼎钧谈人生、文学、宗教、成功之道、为人之道……

 李依凌

 

王氏语录:

世俗教人怎么去得到,宗教教我们怎样失去。

网络时代是文学作品的“共产主义时代”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对散文大师王鼎钧的采访是美国纯文学杂志《彼岸》总编宣树铮老师牵的线,采访因此在他家的客厅进行。我上午如约前去采访,中午王鼎钧先生和我共进宣夫人做的馄饨后,访谈继续。我有问不完的问题,但是考虑到鼎公的身体,只好结束了访谈。 以往我在多个场合见过王鼎钧先生,他时常抱着手,昂着头,闭目养神,给人一种不可接近的威严感。通过这次访谈及后来的数次接触,我发现鼎公其实非常平易近人,幽默风趣,而他那“半闭眼睛抱手昂头”的王氏身体语言,并非他高傲,而是眼睛不好使然。从他的“三人行,都是我师”这句话中,可以看出他有多谦虚。

          王鼎钧先生的讲话很通俗,但是赋有哲理,给人一种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的享受,又佛如打开了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的窗帘,让人豁然开朗,明亮通达。

        在写这篇访谈的过程中,我结识了王先生的夫人王阿姨,真正体会到“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”这句话是多么的颠扑不破。王阿姨勤劳、善良、贤惠,本身是一名插花艺术家,在我20082月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书发表会上,有幸请到王阿姨为现场作插花装饰,她高超的插花艺术给令发布会现场增色不少。

       鼎公和王阿姨夫妻多年,鹣鲽情深,感情甚笃。我每次向他们告别,两老都十指紧扣,相互扶持,送我到门口。看到他俩相亲相爱的样子,真是令人羡慕。

 

      采访是从王鼎钧先生以半百年纪离开台湾,来美从头打拼拉开话题的。   

 

别人叶落归根,王鼎鈞却反其道而行之,在知天命之年飘洋过海,来到美国,生活工作从零开始。

 

问:我们都知道您是在退休后,才从台湾来到美国的。人说“叶落归根”,您却反其道而行之。您为什么要离开原来的生活圈子,从台湾来美国呢?这其中有什么样的背景故事?

 答:先从出国说起。当年出国的时候有个打算,就是要专心写作,我在台湾是不能专心写作的。第一、写作要求时间精神集中,这在台湾不容易做到。第二、写作要求跟出家当和尚一样,把一切放下,不要希望某某人看了有什么感觉,某某人看了是不是喜欢。迎合朋友上司,迎合社会,在台湾很多人写不好文章,因为六根不净。当时有个说法。人事关系五年一变,跟蜘蛛一样,结个网,五年以后就破了,重新再来。所以蜘蛛要不停地结网,很辛苦。出来以后就不会结这个网,可以很专心。

        出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是子女就学。那时台湾上大学竞争激烈,我担心儿女考不上大学,我自己没有上过大学,一定要儿女上大学。

 

问:出国定居,工作生活另起炉灶,您是怎样安排的呢?

答: 常常有人说中文作家在美国写作不能生活,我認為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准比较高。如果能擺脫物慾覊絆,甘於淡泊,我這個中文作家活下去沒有問題。為了理想,我决定洗盡鉛華。如果说還要維持在臺北的開銷,那你要牺牲志趣,包括放棄写作,或者不能写你自己想写的。

       有一个大陆出来的画家,是我的山东老乡。我们谈到生活与艺术理想如何兼顾,那是一九七八年。我说你一个人每月400美元就够了,如果你能过400美元一个月的生活,那你就可以保持你的艺术理想,什么去画广告画去做油漆匠,去设计印花布,可以一律不做,專心追求藝術成就,將來藝術成就自然會提高你的經濟能力。如果你说这不行,汉堡包太难吃,那就必须放弃理想。皇天不负有心人,现在这位画家已是小富翁了。

       我跑到美国去用中文写文章,很多人认为匪夷所思,但是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整理我的人生经验,经过反刍,经过重新解释,经过提高,才能一无挂碍一无迁就,不在乎别人看了喜欢不喜欢,才能写。

 

.你用甚麼方式申請簽証?怎樣在美國留下來?

答:美国有个东西叫双语教育,在小学和初中,如果一个班级有20个新移民学生,必须用他的母语教他,慢慢过渡到英文。这就要有人编教材,由大学训练师资,中日韩三个民族的语言教学教材师资,聯邦政府委托新泽西的西东大学辦理,管这个事情的人杨觉勇教授,他到台湾去找中文編輯,找到了我,我就答应了。

依美国聯邦政府的計畫,西東大學的工作在七年內完成。我是第二年參加的,還有六年工作要做。經過試用階段以後,楊教授問我能不能一直工作到計畫結束,是否願意辦理永久居留,也就是綠卡。我很喜歡這個工作,就留下來了。

 

他的书在大陆出版了,人却从未访问过大陆。

 

问:你出来以后有没有回大陆访问?

答:西东大学双语教材的中文主编,这个头衔还是挺唬人的。哈哈……那時中国大陆剛剛改革開放,大陸伸開双手歡迎海外人士回國訪問,門檻不高,要我有好幾個機會去大陆访问、演讲,我一律沒去,我说我是修前生不修来世,你去大陆无非是希望拉关系,将来有方便,出版发表文章,有的人还要做生意,用我的说法那是修来生,我不修来生我修前世,我要把50岁以前的事情弄清楚,寫出來,把子女的教育完成。

       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一句话:“只读一本书是可怕的”。这句话是文学的说法,譬如文革之前,大陆的人只读一本书,只读马列,其他的书都是啦啦队、是它的附和,是变奏。我在台湾也是读一本书,当然做研究的人可以看很多书,我不做研究,就看不到。我到美国后就看这些台湾看不到的书,来修前生。我的主要作品都是出来以后写的。

 

问:请您谈谈在台湾写的《人生三书》好不好?这套书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了。

 

答:《人生三书》是这样的。60年代后期,70年代的初期,台湾经济发展很有成就,每个人都很吃苦上进,那时候年轻人都相信吃苦是有回报的。我写的书是写给年轻人看的,我是想,如果很快地统一也好,“光复大陆”也好,我写下这一点东西给全国的青年看,包括我自己的儿女。我万万没有想到儿女不读中国书了,也万万没有想到一拖就是50年,60年。我们当时说话都说這件事那件事等到回大陆再说吧,我们想回去有两种可能,一种是反攻打回去,一种是台灣「解放」了,戴著手铐铐回去,无论如何,早晚会回去。但是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現在这套书终于能在中国大陆出版,我是很欣慰的。

 

问:我们读您的文章,觉得您的知识非常渊博,成语典故信手拈来。您是不是很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作家,并从小就为之努力呢?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开始文学梦的呢?

答: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文学,那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农村破产。原因是资本主义國家用机器生产的产品又好又便宜,淘汰了土產,洋布、洋烟、洋火(火柴)、洋油(煤油),洋腊(蜡燭)號稱「五洋」,完全代替了农村自己手工业生产的東西。农村经济情况越来越差,一年比一年穷,我家是地主,後來只能賣田過日子,田產終有一天賣完,全家的「危機感」很嚴重。

        我在家是长子,那年代,長子是不能獨善其身的。我很苦闷。那时流行一句话,文学是苦闷的象征,厨川白村讲的。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。用今天流行的話來描述,讀而優則寫,寫而優則編,所以我後來做了作家也做了編輯。

 

年轻时受左翼作品影响,曾经向往共产主义

 

问:当时的文学作品对您有什么影响?

答:那時是9.18事變之后,抗战之前,左翼的文学作品和被左翼认可的作品到处都是。我们对于左翼作家灌输的思想都很熟悉,对共产主义都很向往,也有很多同学去参加八路军,有去延安的,我们家乡在共产党那边出的人才很多,有做到国务院副部长级的。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环境下长大的。我也读到沈从文、冰心,读翻译的东西不多,但读了安徒生,我发现安徒生也是很左的。我还喜欢郁达夫的作品,他的作品有点颓废,我们那时候都颓废,他写流浪的经验,我们也都知道自己可能到外面流浪,所以很喜欢他。

        我到台湾以后,不能和上司合作,对社会有很多批评意见,很多意见超过我的年龄,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。我也常常帮倒霉的人、弱势的人、受欺负的人,比方有人在机关受打压,我就特别同情。有一次在机关和人吵架,对方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留在大陆做共产党,跑到台湾来做甚么?

       这样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发展。国民党到了台湾需要培养年轻人,有人找过我,我不愿和他们在一起,许多出路都放弃了。在台湾,我也一度成为特务研究的对象。台湾在50年代管得很严,所谓白色恐怖。

       到了60年代,台彎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,这套思想对批评消解共产主义非常有效。我不能直接看到完整的东西,零星地看了一些短篇,像卡夫卡、福克纳、乔伊斯(James Joyce,存在主义进来了,像卡缪、萨特,这些东西不得了,把忠党爱国、牺牲小我,什么生死不渝的理想全部一扫光。这段时间是台湾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 

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

 

问:您自己最喜欢、最满意的自己的作品有哪些?

 

答:这个有标准答案的,作家没有最满意最理想的书,最满意的书永远没有写出来。我把这句话讲给一个学音乐的,他说对,在演奏曲子的时候,很满意,但演奏完后,很不满意,觉得下一次会最好。与一个做陶器的交流,也是这么说,在做之前有好的想法,做出来后又不满意。

 

 

“我把文章分两种,一种是酬世,就是应酬这个社会,一种叫传世,希望把它传下去。”

 

问:您认为您自己的作品更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?有什么个性化的东西?

 

答:这个就不好意思了。我本来是准备学小说的,后来寫不好,就改写散文。那个时候,50年代,大家瞧不起散文,文学史也很少单独提到散文,寥寥几句。文学史上第一是诗,第二是长篇小说,短篇小说不在话下,散文没人拿它当独立的艺术。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散文是失败的诗,是未完成的小说。

        我既然学小说学不会,就研究散文,我就发现,小说的训练对于散文有帮助,可以使散文的艺术性增加,可以增加散文的厚度,让它内容更丰富。而且吸收小说的技巧后,可以使散文可以有象征性,以前散文讲说什么是什么,有什么说什么,这个是不够的。散文其实也可以做到文本表面是一回事,文本背后,里面暗藏的,看不见东西可以比文本表面看得见的更大。这个要由作家安排,让读者发现,也可以做到让读者有不同的发现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

     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老乡前輩作家李广田讲過,艺术不是112,而是1134……苏东坡也讲过,做诗一定要是这首诗,这是小孩子的见解。

       我开始写时,偏重写散文。但我是职业作家,必须写很多应用的文章,报纸杂志电台要的,不是我想写的。当时我把文章分两种,一种是酬世,就是应酬这个社会,一种叫传世,我希望它传下去,我把它两分了。在应酬这个社会之外,我希望还有一点点传世,传世的作品可能是这个社会不要的,至少不是大众都要的,是很少数人欣赏的。我的传世之作不可能有很多,将来文选有个23篇可以了,像图书馆里鲁迅全集那么大,一张便条也印出来了。我们不必想这个事情,我想能像昭明太子文选里面能被选一篇,像宋玉那样的就够了。

 

问:在您创作散文的时候,有没有跟别人不同风格的路?

 

 答:在我那个时候,散文就是散文。在台湾,我是第一个提出散文可以用诗的手法,可以用小说的手法,而且散文和诗不是对立的,散文里面本来就有诗。诗可以说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共同基因,我们看一些好的戏剧电影,那也是诗,为什么有些长篇小说我们说是“史诗”,它里头的血统和遗传是诗,詩、散文、小說,就像一个父母亲,有几个孩子,面貌不同,血统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   我發現所有的流派都是把以前有的东西局部扩大,比如写实主义的写法,古典主义里面也有,很多研究的人就说,《包法利夫人》里面就有浪漫主义的手法,等等,不过那只是局部,把局部的技巧拿来放大,成為獨立的个體,就变成了一个新流派,变成一个新品种。

      所以我写过一个故事,上帝先造了一个猫,后来想造一个新品种,就把它扩大,就变成了一个虎;他先造了一个鹿,后来把鹿的脖子扩大,就变成了长颈鹿,艺术家也是这样,是学上帝的。

 

 

 

“我不是天份很高的作家,创作靠四多。”

 

问:你的成功之道是什么?

答:我不是天份很高的作家,我是靠四多。多难,灾难多,思考深刻;生活经验多,丰富;多学,见什么学什么,我没有成见。對於我,「三人行皆是我師」;多寿,我多活了几年,跟我同时的人天才比我好,但他30岁就死了。多寿的结果是学习时间就长,最後能融會貫通。

 

问:您是否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出了很多作品?

答:我出书算晚的,我早期的书现在都絕版不出了,那时出书是为钱,我是职业作家。今天还能找到的書是70年代以后出的。尤其是来到美国以后,80年代,90年代。

 

问:您认为您的散文之路跟其他作家的独特之道是哪些?

 答:用诗的手法,小说的手法,现代主义表面的混乱,修辞上许多违反常规,我也酌量用了不少,在我写的那个时代,和以前的散文是不同的。当然现在这样写的人很多了,而且我也不见得是最好,文学就是这样,很快就会有人赶上来,我们的作品就像是潮水退了以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。

 

 

任何事情都有技巧,写作也有技巧,但写作技巧是可以打破的

问:写作有没有技巧可循?可否归纳为10条技巧?

 

答:写作有技巧,任何事情都有技巧。技巧是可以归纳试验的,有点像科学,但是做出来的成品是不能控制的,这又不像是科学。归纳成10条技巧,我答不出来,我要說,所有的写作技巧都是可以打破的。文学要创新,创新有两方面,一是内容,就是打破禁區,打破条条框框。技巧也要创新,打破写作技巧的金科玉律。所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写作技巧都不是最好的,都不是最后的,如果我们不能创新,我们就要尊重这些前贤已经创造的技巧,我们要学它,最后超越。如果你一直学杜甫,你是个假杜甫,一直学李白,是个缩了水的李白,你必须学杜甫学李白,然后又离开杜甫离开李白,最你才算一个角。这是我对技巧的理解。

但是人都有一个学习的阶段,学习的阶段一定要讲技巧,不然怎么学习呢?也有作家不需要学习,至少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学习,这是例外。就像是学佛,必须修行,也有人不修行就成了佛,那时非常例外,但是要普渡众生必须要教大家怎么修行。

 

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,身为基督徒却亲近佛教

 

问:您堪称活到老学到的典范,您也一直在创作。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您一直在写作?

 

答:最早的动力是记录的动力,我经历过许多事情,别人不知道,别人知道的和我不一样,我希望写下来,这是最早的动机,记录性。就像曹雪芹说,他之所 以写《红楼梦》是因为他见过一些不平凡的女子,他不忍心她们被埋没了,他要为她们树碑立传。写《冰岛渔夫》的作家也说:我写这本书,是因为我看到许多惊心动魄的景象,我不能让这些景象让历史的流沙埋没了,我要让他们永恒。这是我最早的动机,这是写实主义的动机。

     到了后来,我的野心就超过这个。我觉得我见到的那些没有什么,尤其是看到后来大陆作家写文革,写三年自然灾害,苏联作家写集中营,觉得我不写也罢,他们写的那个景象才是人间少有的。但是我接著知道你一切的经历都是材料,材料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你要借材料来表现一个东西,材料是有限的,那个是无限的,材料是一时的,那个是永恒的(假如有永恒的话),材料是和你自己有关系的,那个东西是和所有的人,理论上是和人类有关系的,这是我第二阶段的认识。

      後來我自己创作的顶峰已经过去了,不必再写了吧。我又亲近了佛教,我是个基督徒,但是並不排斥佛教。佛教有个说法,你说的话做的事情影响永远不灭,不要看你是个普通人,普通人的影响也永远不灭。现在有个说法叫“蝴蝶效应”,说南美洲亚马逊河上一群蝴蝶扇动翅膀,振动空气,结果引起一连串反应,在太平洋上就会起一阵飓风,中间的过程不知道,所以有人也把它叫“混沌效应”。

      我是基督徒,《圣经》上有句话说上帝用「话」造世界,翻《圣经》的人就翻成“道”。道是双关 ,可以是说话,也可以是哲学哲理。我体会,我们每个人的word(话)都可以造世界,都是造世间的一砖一瓦,一个小工,一个工头,一个工程师,我就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有使命,还有责任,还应该继续word。所以不管文学学边缘化到什么程度,我不灰心。

     朱熹当年说过,天地间有了我朱晦庵,就多了一点什么东西;天地间没有我姓朱的,就少了一点东西。我们每个人都是,天地间有了你便多了一点东西,没有你就少了一点东西。

 

希望宗教能以和解代替冲突

 

问:我们知道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,刚才您又说道曾经研究佛,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?

答:我算不上研究佛,是亲近佛,我跟很多出家人是朋友,我受圣严法师影响很大。我是觉得没有冲突。我常跟信主的人讲,由一教一派来包办人类灵魂救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应该还有别人,我发现佛教可以,别的教不敢说,至少佛教可以和我们共同做这件事情,我们自己做不了,做不完。

 

问:您在任何公开场合都是表达的您这个观点,那作为信徒有没有什么忌讳呢?

答:基督教有很多流派,有些比较狭窄,他不但说你不能看佛经,还不能看《红楼梦》,只看圣经就够了,是最狭窄的。慢慢有人放开了,现在放得最宽的是天主教,天主教也有很多派。天主教里面有人说,世界上一切正面的发明都是荣耀上帝的,都是合乎上帝意思的。在古代不是这样的。发明了电以后,装路灯,在欧洲很多城市暴动,说上帝造世界就是分白昼黑夜,这样不是合乎上帝的意思。有人发明点字,有人反对,说上帝不让瞎子识字,不然不会让他瞎。你发明点子是违反上帝的意思。但是基督教也在进化。

      我最早接触的佛教,说文学家是应该下地狱的,写小说的应该下拔舌地狱,因为文学家是说谎,说是非,是妄语,哪里有贾宝玉?哪里有林黛玉呢?后来的佛教叫人间佛教,主张一个人能读好的文学,听好的音乐,看好的画也是一种福报,一个人如果能写出好的文章、音乐,也是一种功德。

       我曾认识两个年轻人,一个是基督教家庭,一个是佛教家庭,两人恋爱了,想结婚。双方的家庭提出意见,都要对方改变信仰。有一个家长来找我商量,我说你们任何人都不必改变信仰。我把可以結合的理由讲出来,他听了很高兴,说结婚的时候请你去证婚。结婚那天我去了,事先寫好講稿,禮堂裡这边坐着出家的僧尼,那边坐着牧师,我讲佛教和基督教没有冲突,新郎新娘天作之合。最后我说,下一次我再有机会参加婚礼,希望出家人与牧师不是分开坐的,大家都坐在一张桌子前。後來講稿送報社發表,引起很多人的共鳴,太家都希望宗教以和解代替冲突。

 

宗教的貢獻是教人如何对付失去。得的多失的少叫成功,得的少失的多叫失败

问:有一个现象,很多中老年人都愿意亲近佛教,这是为什么?

答:中国人有一句话叫“英雄到老都学佛”。英雄是相信自己,贯彻自己的意志的,人定胜天,英雄到了老年学佛,佛教就是告诉你,没有你能决定的事情,没有你能掌握的事情,一切都是变动的,你一切都会失去的。

     依我的看法,世界上正规的教育都是教人家“得到”,因为人生下来后一无所有,我们必须学怎么样有,有衣食住行,有朋友,有职业,有钱,有权威。我们不学这个没法生存。但是我们不可能称心如意,我们常常失去。别的不讲,天灾人祸一来,你就非失去不可,两人去考哈佛大学,只取一个。于是就有一种学问,告诉你如何失去,这就是宗教,在我看来,宗教告诉人家祷告使股票涨价,这樣不可以,没有这回事,上帝不管这种事情。宗教的貢獻是如何对付失去,佛教讲得彻底。人一生之中有得有失,得的多失的少就叫成功,得的少失的多就叫失败,但是到最后统统失去,要死嘛,人没有法不死。所以这是极限,所以一切英雄豪杰到了最后没有办法。如何面对完全失去彻底失去,宗教可以让一個心安理得地失去,甚至欢欢喜喜地失去。为什么?因为它说,失去有形的,得到无形的,失去眼前的,得到永久的。

      有个日本人创立了一个名词,一个叫“明在系”,明明白白地存在的,一个叫“暗在系”,黑暗里头我们看不见的系统,佛教基督教都说你失去明在系的时候,你可以得到暗在系。但是你要在我这里找方法,你在家里自己独出心裁不行。很多人不相信宗教,是因为不承认暗在系。如果承认暗在系,就不敢轻易否定宗教,他可以选择某个宗教,或者选择某宗教的一个宗派。明在系可以失去,暗在系可以储蓄,可以保有,既然这样,你就不必被动地失去,可以主动地失去,这就是施舍。佛教和基督教都讲施舍,把自己所有的给别人,有人是把自己多余的给别人,宗教就讲,你永远没有多余的,你是永远不足的。所以不必等多余了,你现在有什么就拿什么。佛教和基督教都是这样。

 

 

因为有了网络, 文学的“共产主义时代”来临了

问:您对网络时代的写作有什么看法?

答:我好像说过一句话,文学的“共产主义时代”来临了。我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,马上Google就出来了,许多网站也登出来了,你有一点创见、许多灵感、想法马上也被别人知道了,据为己有。

 

问:前段时间纽约华文作协请白先勇先生演讲,他讲到他都是用笔写作的,他对电脑一窍不通,您认为手写和电脑写作哪个好?

答:手写的稿子有几种好处:第一,从容思考,一面写一面思考,一面写一面和书法对话,有这样一种快乐;第二,手写的稿子和你血肉相连,跟电脑打出来的标准字体感觉不一样,那东西没有什么温情,没有什么人性,就是整齐,清楚,快,方便。电脑写作的好处是分类,修改都很方便,不用像过去一个一个文件找,修改时,不用像过去中间剪开贴一张纸,电脑稿直接在文件里插。手写稿改好后,要找人重新抄,或者自己抄。电脑打字稿可以用email直接寄出去,很快。另外,印刷的宋体字,在中国的读书人眼里是神圣庄严的,我们从小读的书都是这种字体印刷的,所以一个作家写作时,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是他终生难忘的事情。電腦打出來的字給人同樣的幻覺。

 

问:有一句话说,这个世纪,人人都可以当作家,您怎么看?

答:是啊,你去网络看看,那不是人人都是作家吗?刊物要经过编辑这一关,现在网络不需要。作家的定义是什么?现在很多定义都在改变,当年50年代,我们在台湾成立中国文艺协会,我是发起人之一,参加开会,听那些前辈发言,讨论会员资格,是要作家还是作者。作家一定要出书,作者一定要有一篇文章变成铅字。后来的决定是要作家,如果今天仍然用这个定义,那就很多人不能算作家了。这个定义还能适用吗?尤其到网络时代。是不是,只要我能写文章,就算是作家。

 

 

(关于诺贝尔文学奖)得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,绝对也不是最坏的

 

问: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诺贝尔奖情节,您有什么看法?

答:我看到很多文章骂高行健,骂诺贝尔奖,我认为这个没有必要。在所有的“表演事业”中,写作最耐寂寞,但仍然需要鼓励。各种文学奖每年对文学释出肯定的讯息,对延续文学命脉,振兴文学气运,产生不可计量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 文学奖并非仅是对某一个人的奖励,而是对文学这一个门类、这一个行业的奖励,它的作用并非确定谁最好,而是“你们都不错”。作家可以视文学奖为一个奖励,“你好、我也能好”,“你好、我可以必你更好”。有人肯拿出人力物力大设文学奖,不管谁得奖,文学中人应该都是受益人。

问:高行健在大陆没有获得什么奖,到法国后,就获了一个诺贝尔奖,是不是优势在于居住在国外?

答:佛教讲因缘,他获奖有一定的因缘,因缘就是多少条件,你可以一一分析。得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,绝对也不是最坏的。就跟跑马一样,总是入围的。十二金钗都非泛泛,至于哪个第一那是可以争论的。

 

问:您认为《灵山》可不可以代表当今华人作家的最高水准?

答:在我来看,没有什么能代表全国的。都是一家之言,現在还能找一个作家代表全国吗?就是莎士比亚也不能代表英国了吧?我们恐怕得换个方向思考,文学作品严格的说不能“黄山归来不看岳”。

 

 

(关于美女作家)问题不在美女,而在美女写性

 

问:90年代以后,卫慧,九丹,木子美,美女作家,您怎么看?

答:问题不在美女而在美女写性。现在台湾已经没有人非难性描写了,六十年代这个问题曾掀起悍然大波,我当时的意见也许还可以参考一、二。

       首先,小说当然可以写“性”。小说表现人生,“性”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,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是“性”仅仅是题材,小说家选用什么材料也许不能干涉,他使用这个题材的目的,他是否用有限的题材表现了无限,是否用一时的题材表现了永恒,那是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要追问的。

       今天文学有商品的性格,作家写性,究竟是出于生业动机,还是艺术要求?如果两者都有,孰轻孰重?社会付出成本,回收的是什么?这个问题也是可以探讨的。

  我对今天美女的“身体写作”只有印象,并无研究。如果我能观察探讨,一定用以上两个问题检验她们的作品。

 

问:那么她们是作家吗?

答:如果网络写作者都算是作家,她为什么又不算是作家?你可以分类,说她是通俗作家,或者说严肃的作家,流行的作家,但是这种分类是不可靠的。当年《红楼梦》是言情小说,你看老一辈写的文学史,有言情小说这一栏第一本就是《红楼梦》。所以当代人的评价是不可靠的。我不是为美女作家辩护,我没有研究,只就一般而论。

 

 

王鼎钧简介

 

 

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临沂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,从小就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薰陶,14岁开始写诗,16岁尝试评论《聊斋志异》,19岁在陕西安康日报发表第一篇作品《评红豆村人的诗》。由于对日抗战,王鼎钧少年时代就和家人分离,八年抗战,他有四年多时间在日本占领区生活,打过游击;有三年多时间在大后方生活,做流亡学生。抗战末期他弃学从军,经过沈阳、上海,1949年前往台湾。王鼎钧的写作生涯,是到台湾之后才真正开始的。1950年代初期,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做剪报、贴资料的工作,有一天,编撰组一位撰稿人员临时不来了,主管就叫他临时写了一篇广播稿,结果比原来那位老手写得还好,于是就把他调去专门写稿。在中广公司,他先后担任过编审、组长、专门委员等职务,写了许多广播剧本;后来又进入中国电视公司做编审组长,并且参与电视剧写作。此外,他还担任过《中国时报》的主笔和副刊主编。在工作的同时,王鼎钧从来没有停下写作的笔,他用本名和“方以直”的笔名,在台湾各报纸副刊写了许多文章。1978年,王鼎钧应美国西东大学的邀请,负责编写华文教材的工作,从此定居在美国纽约。在台湾文学界,王鼎钧是公认的散文大家,几十年来,他写了二十多本散文,文字精练,风格多样,无论抒情、说理都极为出色。他的成名作《人生三书》中的第一本 ─《开放的人生》出版于1975年,直到今天仍然脍炙人口。《人生三书》的另外两本─《人生试金石》和《我们现代人》也同样都是励志散文的经典。王鼎钧不但励志小品写得出色,感性文章更是动人,他少小离家,对故土家园有挥不去的思念情怀,他把这样的心境用笔记录下来,写出了让不少人感动落泪的“碎琉璃”、“左心房漩涡”等抒情散文的传世佳作。写了大半辈子,王鼎钧最念念不忘的是他一直要写的回忆录,目前,这部回忆录已经出版了三册,第一册《昨天的云》,写他的故乡、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。第二册《怒目少年》,写抗战后期到大后方做流亡学生的情形。第三册《关山夺路》,写国共内战时期跋涉六千七百里路的坎坷。最后一册,王鼎钧要写他在台湾看到了什么,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。王鼎钧要用这四本书显示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,生死流转。这样宏大的写作心愿,完全显示出王鼎钧先生的豪迈与气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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